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杜羽
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办公室，只见修复师刘建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一包包破损的西夏文献，他正在为修复新入藏的西夏文献做着准备。早在2003年，作为中国境内收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单位，国图就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对当时馆藏西夏文献进行全面修复，那时刘建明就是修复小组的成员。日前，记者专访了这位颇有经验的“全国技术能手”，请其讲述西夏文献修复中的故事。
修复师刘建明小心翼翼地整理破损的西夏文献。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摄
记者：2003年启动的西夏文献修复工程是近年国家图书馆四大修复工程之一。这一批西夏文献是如何修复的？留下了哪些经验？
刘建明：2003年3月，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从调研、论证到修复完成，历时一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对西夏文献进行修复。这批西夏文献虽整体保存良好，但很多卷册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其中数十卷佛经在折口处断裂，造成书页顺序错乱，难以连贯，而且破损散开的小残片为数不少。修复西夏文献最大的困难在于，修复人员都不认识西夏文，难以确定文字的顺序，修复工作难以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邀请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修复工作，对文献的顺序、缀合和价值保护进行判定和指导。
当时我们第一次用“挖镶”的方法，把西夏文献散片做成了一本小书。过去，我们在修复古籍时，通常会将那些无法复原的残片统一装在一个口袋里，既不美观，又容易进一步破损。在修复西夏文献时，我们准备好一本空白的线装书，根据残片的大小，先在书页中“挖”出相应的区域，再把碎片“镶”进去。这样一来，书页基本保持平整，不会像粘贴剪报一样凸凹不平，而且每一页纸镶嵌一张西夏文献残片，便于翻阅。
那次西夏文献修复，我们还第一次制作了完备的修复档案，全面记录修复过程和前后对比；并在修复过程中对西夏文献进行跟进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考释》《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等著作和论文。西夏文献的修复充分体现了文献专家与修复专家、先进技术与传统工艺、修复与研究的结合，为此后修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记者：2015年最新入藏国图的西夏文献修复与2003年的修复工作有何不同？目前的修复进展如何？
刘建明：相比14年前的修复，新入藏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难度更大。这批文献的破损程度更为严重，许多经卷上留有水渍、霉斑，或者粘有厚厚的污垢，有的书页纸张已呈棉絮状，有的书页都粘在一起，成了“书砖”。
为了顺利启动和有效开展修复工作，去年6月，国图古籍馆召开了专家咨询会，邀请史金波先生、国图研究馆员黄润华先生等5位专家为我们出谋划策。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件开展，加强修复人员、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及时沟通，做好修复档案工作，出版相应的修复与文献研究论著等意见和建议。在充分吸纳专家意见和上一批文献修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为每一件文献研究制定详细、可操作的修复方案，计划用3到5年时间把这批文献全部修复完毕。
目前，我们已经从书库里提取出3包待修复的文献，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纸张检测、制作补纸并染色，与民语组共同研究每件文献如何编号、如何制作装具等等。这批文献修复不要求快求量，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不可盲目地干，一定要扎实稳妥地把修复工作做好，为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文献打好基础。
记者：西夏文献的修复过程充分体现出古籍修复这个行当“慢工出细活”的特点。您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这么多年，有哪些心得体会？
刘建明：古籍修复是一项传统的技艺，是个经验活。每个修复师都是在日复一日地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工序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比如喷水这道工序，用多大力气、与书距离多远才能喷出雾状的水，这都是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依靠历代修复人员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使古籍修复工作充满了浓重的经验色彩。
我1980年进入国图古籍馆修复组工作，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经有37年，修复各类文献差不多有1000来册。刚入行时，很幸运地被称为“国手”的古籍修复大家张士达先生带我。那时候我才18岁，对古籍修复没什么了解，根本就坐不住。当时已是80多岁高龄的张先生总是教导我，干我们这行一定要耐得住性子，自己要多琢磨。他身上那种耐心细致、执着认真、精益求精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比如，他会为了找一张更合适的补纸花费三五天时间，他修补过的书基本看不出补过的痕迹。这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工匠精神”。
随着时代变迁，新技术的发展为这项古老技艺带来新的曙光，新鲜血液的加入也使这项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看到，现在从事古籍修复的年轻人大多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知识结构更加完整，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更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静心苦练，将这种“工匠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必定能在实践操作中成长为成熟的修复师，为古籍修复作出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31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