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积高（生前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旧传王氏《湘绮楼诗集》，所收诗止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此册（指《湘绮楼丁未后未刊诗册》）为湘绮手书，收诗41首，词1首，始丁未，至乙卯（1915），正与相接。世传《湘绮楼日记》，亦多载此9年所作诗，互有异同，且有《日记》仅载其目而诗见于此者。然此册所录，感怀之作为多，又不取七言近体，盖喻有好高之微意；又此9年间，世事多变，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辛亥革命创建民国，袁世凯篡国以至称帝，皆在其中。湘绮此时虽已年老，然在丙辰（1916）去世前不久，精力尚健，诗文多关时局。其与袁氏之关系，尤为当时人所瞩目，亦启后人之议论，为湘绮晚年一大公案。此册之诗，于上述诸事，皆可略见其心迹，故尤为珍贵。
按：辛亥（1911）、壬子（1912）之际，前清士大夫咸与维新者颇多，拥袁者尤众。旧君主立宪派无论矣，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宋教仁等亦曾抱有幻想。湘绮属旧派人物。然其在清，长期仅为一举人，宣统即位，笼络名士，始以湖南巡抚岑春蓂之荐，得挂翰林院检讨衔，后虽加检讨，亦非实职；其在甲寅（1914）赴京就任国史馆长，又系袁氏一再礼请，非由趋附。原情而言，盖勿烦多论。世之所以特别关注者，良由湘绮名高，动关视听；亦由其入民国后，常以遗老自居。辛亥、壬子之间，于故旧之改辙从新者颇多微词，时见言议，此册所存与谭延闿诗，即有所讽，于自注中且目谭为乱贼，而前过一年，己亦北上，故人疑之。然此非知湘绮者也。
盖湘绮平生既以文章、学问高视一世，又自负其经世之才、纵横之计。然所交当世达官名人正多，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大抵都称其前者，而不以后者为然。今考其文章言论，于国家根本大计，实鲜新见，唯于处变之方，颇怀奇想。如咸同之际，曾上书曾国藩，劝其径自入京，联合恭亲王共同辅政，以遏制那拉氏垂帘；光绪间，拟代丁宝桢上疏建联印度、缅甸以抗英法之策，皆确切可考者。世传其早年曾建议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连衡，自树一帜，见其徒杨度《湖南少年歌》，谅亦非诬。然此等多为危道，或迂缓而难见功，故皆未见用。顾湘绮高自位置，自同治以后，虽未尝干人以求职任，然时邀游于名公贵人之间，陈其政见，冀得见采。其应袁氏之邀至京后有诗云：“时艰信逼促，政散乃骄盈。奇计实所好，横流良未宁。聊从庶人谤，知余日暮情。”（见《日记》）则此行之招议，湘绮固自知之，特素志未伸，放一行耳。其此行所抱之计，今不可确知，且置不论，然袁氏礼敬湘绮，乃但欲假其名，而非用其计，则于其在京时之景况可知。故湘绮始则一度不告而归，终则呈请辞职，毅然返湘，虽袁氏仍以之遥领，湘绮固已游于羿彀之外矣。故其后于袁氏之帝制自为，湘绮第以游戏处之。据《日记》：杨度曾驰函请其首倡劝进，湘绮回信不允，反劝杨“功成身退”；但又言，倘袁氏即位，以后各长官皆有贺表，国史馆由弟领衔可也；同时复有书与袁氏，亦作游移之辞，既云“古无民主之世”，不应惑于“四国”之言及“广询民意”，又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似劝似规，两边俱到，令人莫测所以。其时在报上刊载者，则为带书人湖南议员陈毓华（仲驭）径自改易者，湘绮所云“陈仲驭代我作符命，证成莽大夫也”，即指此。其始末与原书具载《日记》，可以覆按。顾湘绮于陈氏之为，亦未置辩，此盖当时形势尚有难言之处，故且默以待变也。要之，湘绮暮年行事，可谓不合时宜，然与漫不识机者有别；与无所操持、苟求名利、随俗浮沉者，尤不可同日而语。杨度谓湘绮“能以逍遥通世法”（挽联语），盖隐指此而言。然处新旧交争之世，务新者固不逍遥，守旧而名高者亦不能逍遥事外，所谓逍遥，特见机远祸耳，其中心实未能逍遥。湘绮此册所录诗，苦闷忧虞之情即时溢于字句之间。其是非且不论，就诗言诗，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蕴藉含蓄，不作刿目鉥心之语耳。近人评湘绮诗，多袭前人一偏之论，目为模拟一派。岂知湘绮诗者哉？
此卷原为湘绮手书付其孙齐陶者（已故湖南省政府参事），即卷末所云宜孙是也。宜孙之名，屡见《日记》，盖湘绮长嗣代功子。陈云章教授与王氏有世谊，其夫人又齐陶先生之姨也，两家情好甚密，故此卷归于陈家。吾师天倪先生，云章教授之尊翁也，两代收藏文物甚富，湘绮手迹尤多，惜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盗毁殆尽，唯此件岿然独存。云老以予雅好湘绮文辞，举以相示。因略书所感，并志其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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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