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图书博览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拿起自己的手机，对着一个二维码轻轻一扫，将《中华经典古籍库》第四期推送上线。
二十四史·缩印本20册 中华书局供图
第四期数据的发布意味着，在这个古籍库中，程毅中不仅能检索到“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些他自己曾经参与策划、编辑的中华书局版古籍，而且还能看到《册府元龟》《宋代序跋全编》《郭店楚简老子集释》等其他出版社整理本古籍的身影。
从最初的一家出版社、300种书、2亿字，到如今的7家出版社、1200多种书、7.5亿字，随着联合脚步的加快，古籍出版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近了。
让古籍数据库不断生长
两年多前，为了《中华经典古籍库》项目，以中华书局员工为班底的古联公司成立了。兼任古联公司总经理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手上有一份目录，上面的4000多种整理本古籍，分散在全国几十家出版社。
“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大概是从1920年前后开始的。我们有一个粗略的统计，近百年来总共出版了三万种左右的古籍图书。”顾青梳理了一下，在这三万种古籍中，有不少是影印本或重复出版的图书，还有很多是普及类的选本、注本，再除去一些整理质量比较差的书，能跨进《中华经典古籍库》门槛的整理本古籍，就是这份目录上的4000多种，“《中华经典古籍库》有一个目标，至少要收入其中的3000种，把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的古籍整理图书都囊括进来。”
要完成3000种的目标，满足当代文史研究的需求，就不能单打独斗。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辽海出版社陆续加入进来。
“数字出版是一种趋势。作为地方出版社，我们有一定的内容资源，但是总量不多，也缺乏数字出版的专门人才。如果单独组建一个数字出版队伍，投入很大，收效并不一定好。”齐鲁书社社长昝亮道出了很多中小型古籍出版社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目前的古籍整理学术与出版队伍相对分散，缺少统筹，也缺少系统性规划；同时，古籍整理难度大，出版周期长，出版物市场小等因素，使目前处于产业化环境中的古籍出版单位，压力加大，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品种上不去。”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同时担任着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看来，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未来方向，全国各古籍出版社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古籍数字化需要在合作中共同发展。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局出发，通过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利益共赢。更重要的，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现代技术传播得更远、更久、更好。”
顾青介绍，目前《中华经典古籍库》正在建设的数据是5亿字，还有多家出版社准备加入，“这个古籍数据库不是死的文物，而是不断有新的内容进来，不断生长”。
为读者提供可信的善本古籍库
“我们是正规军。”突然冒出这句话，顾青自己也有些惊讶，但也说出了他对《中华经典古籍库》的期许，而这也正是“联合”的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古籍数据库层出不穷，但往往专业人士参与不足，文字错讹、版本问题等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虽然很多学者都在使用古籍数据库，但主要将其作为检索工具，在撰写论文或著作时还要核对原书，而鲜少直接使用古籍数据库中的文字。
“目前大多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古籍整理内容的正确把握，有的甚至错误百出，不但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典籍的传播，而且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古籍整理有其自身规律、要求与学术规范。古籍数字化的根本在内容，传播是手段。”姜小青说，凤凰出版社之所以积极参与《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合作，既源于对传统出版融合发展的认识，也与对《中华经典古籍库》基本理念的认同有关，“《中华经典古籍库》是基于优秀古籍整理作品基础上的数字化。凤凰社通过这样的合作，不但能够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更可明确自身定位，形成选题优势。”
凤凰出版社首批“入库”的古籍虽然只有3种，但却是《册府元龟》《全元文》《清诗纪事》这样的具有代表性的古籍整理著作，正体现了姜小青对于《中华经典古籍库》的认知。
顾青说，尽管也希望加快《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建设速度，丰富内容资源，但选取权威整理版本、获得整理者授权、检查文字内容这些环节丝毫不能马虎，为读者提供一个优质、可信、可直接征引的善本古籍库，是他们一直所坚持的标准。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