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法生（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传统中国的乡村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涵养着整个国家的文化。这种涵养之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第一是私塾学堂，通过讲习儒家经典传授做人之道。相比较而言，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有两个重要阶层，一个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另一个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阶层。这两个阶层担负着整个国家的治理责任。而它们就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近代以来私塾被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真空，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绘画中的祭祀场景 资料图片
第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场所，里面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们四时祭祀。它是慎终追远的教化场所，也是儒家教化的根本所系，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祠堂是传统儒家教化的灵魂所系，是儒家文化的根。
第三是民间道堂。传统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像土地庙、关帝庙等民间道堂，还有一些与儒释道三教相关的民间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补充，如果说学堂和祠堂教导了做人之道，道堂则回答了死后的去向这一终极关怀问题。
这三种方式与宗法社会形态密切结合在一起。祠堂不用说，私塾也多为家族所设。随着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恢复这种宗族性的传统乡村文化形态于当代，既没有可能，也不合时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过三堂合一，将讲学、祭祖和地方性的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使传统三堂的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和社区教化中心，完成社会基层道德教化体系的重构。
首先是建立乡村社区儒学讲堂，替代传统私塾的教化作用。儒学讲堂是一种定期化和常规性的讲堂，有儒学志愿讲师给村民或者社区居民授课，每半个月讲课一次，主要讲解《弟子规》《孝经》《三字经》等基本儒家经典，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向民众传播儒家做人之道，同时也教给村民一些人生礼仪和孝道歌曲，它还是村里的留守老人聚会和交流的文化场所。只要持之以恒，儒学讲堂会收到良好的教化效果，是在基层传播传统文化的良好载体。
其次是建立多姓氏的、具有更高公共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祠堂，作为当代人的慎终追远之地。所有公共祠堂都设立中华文化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牌位进行公祭，同时设有赵钱孙李各个姓氏的祖先牌位，供各姓氏祭祖时使用。在乡村公共祠堂中，各个姓氏摆放祖先牌位的神柜分列大堂两侧，正堂的主神龛平日空缺，哪一家祭祖时可以使用主神龛。这就将民族始祖的祭祀与各个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结合，在接续传统姓氏祭祖礼仪的同时，提升了祠堂的公共性，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不同姓氏的交流和友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根枝相连、血脉相通的同胞情谊。同时，乡村与社区公共祠堂的建立，将使得儒家最为重视的祭礼得以恢复，也为其他重要人生礼仪的实施创造了空间条件，对于重建乡村与社区礼乐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在闽南、皖南和广东等一些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乡村社区儒学讲堂也可以和民间信仰相结合，这些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比如土地崇拜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社神，与天地崇拜密切相关；关公崇拜则是尊崇儒家忠义之道。这些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精神安顿和心灵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式的三堂合一，旨在整合与替代传统中国乡村与社区中的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提升它们的公共性，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共同担负起社区教化的职责，使得传统文化在基层的传承获得现实的载体。乡村和社区的民众，将因此能够再一次从圣贤、祖先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填补乡村与社区的焦化空白，有望成为中华文明中的千年工程，对于基层社会的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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