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涛（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古老的经学，目前在正式学科建制之外，此种现象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且有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身处其中的经学研究者在饱受煎熬的同时，也不得不适应伴随这一窘境而来的研究方法上的改变，并有责任直面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成功或失败。

岳麓书院内的孔子像。新华社发

　　经学在传统中国的地位本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所言——“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历代学者“无所容其赞述”，论次诂经之说而已。尽管如此，秦汉直至明清的经学研究方法与特色绝非一成不变，经学家通过诠释赋予经文以时代及个人特色，《四库全书总目》即承认“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透过现代人的后设视角观察，二千年中有此六变，不过如同杜牧那个著名的比喻一样，是“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能出于盘也”，但任何一次学风转变对彼时彼地的影响都不可小觑。只是近代中国不幸遭遇西学东渐甚至东侵、东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呈现完全解体的颓势，经学的衰落已非方法的改变所能概括。20世纪学科设置完全西方化，而且是近代西方化，不但经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无处安放，而且由清儒张之洞总结并提倡的从小学入经学、再入史学理学乃至词章经济而期以远大成就的为学次第，最终成为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挽歌，在后起研究模式下应者寥寥。

　　其实，现代人文学科在方法上同传统学术之间存在疏离与张力，是所有的人文学者在跨入现代门槛之后都面临的问题，不独中国为然，即便在英美等现代性的起源地，古典人文研究也会有此困扰。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自16世纪以来所确立的古典语言与人文教育传统在19世纪后期日益萎缩，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使得古典人文教育让位给了新兴起的物理、化学、经济、法律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是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需求在教育、学术领域的投射。同样，美国内战前共有约两百所学院，大多数设置了标准的人文主义课程，包括古代语言、数学及少量科学课程，旨在以此类通识课程来塑造人格；但1865年后的美国社会现实逐步改变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校建制与课程设置，大量的新知识涌入了大学课堂，保留在现代大学中的古典人文课程在各方面也与早先有了很大不同。

　　虽然传统的经学研究没有能够跻身中国20世纪的学科建制之列，但是，一方面仍有少量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学人在新的高等教育、科研体制中谋得一席之地，讲学传道；另一方面，使用新的模式、方法来研究经典文献，这种努力并非没有学人尝试过。因此，这一时段的经学仍是不绝若线。

　　以五经之中的礼学为例。1931年，李安宅出版《〈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结合并改造19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学说），对《仪礼》与《礼记》这两部经典所记载的上古文化加以研究，试图解释中国文明的特质。此举被称作是“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最早实践”，以其迥异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也为经学融入近代社会科学版图开启了法门，后来根据《仪礼》特别是其中《丧服》篇来研究中国亲属制度、人际关系与人伦精神的研究模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多有成果。倘若将之排斥在经学传统之外，无疑是可惜的。

　　礼学因其本身的特性，在诸经之学中似乎最容易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发生关联。考古学家李济主张，应使用复原、实验的方法，吸收考古学之所长，对中国古礼制、礼器进行综合的研究。乃委托台湾大学孔德成等教授将《仪礼》一经“各分专题，运用考古学、民俗学、古器物学，参互比较文献上材料，以及历代学者研究之心得，详慎考证，纳为结论，然后将每一动作，以电影写实的方法表达出来；使读是书者，观其文而参其形，可得事半功倍之效”。1960年代，在孔先生带领下，《仪礼》复原实验小组拍摄成《仪礼·士昏礼》黑白影片，运用当时先进的电影技术，将《仪礼》中的周代士人的婚礼仪节，以及宫室、衣饰、器物、车马等物质文化内容搬上荧幕，表演示范，再现传统经典所记载的士人婚礼全过程。孔先生以最传统的身份，借助最先进的方法，推进了当时最尖端的研究。世纪之交，叶国良教授更采用彩色3D动画与影像光盘制作技术，实现《士昏礼》的再次复原，而且因为表现形式的更新，对《仪礼》服饰、器物颜色等考证的新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好的展现，面向大众的传播手段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有助于增强全社会对经学、古礼乃至传统文化的认识。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经学学科的重建打造坚实基础，不断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由彭林教授领衔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旨在秉持“《仪礼》复原”的综合研究路径，通过严谨的文献研究与经学推理，借助数据库、多媒体信息处理等技术，让古老的《仪礼》重新回归今日的科研与生活。

　　这一有关《仪礼》的研究工作，不仅包括纯粹的思想义理阐释与伦理探讨，还涵盖了社会行为的描述、评价与经典场景的复原重现；不仅是针对文献资料的文本研究，更牵涉到文物、古建、服饰、器具、音乐、体育等诸多方面；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客观探讨，在当代中国社会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尽力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调动了涉及中国史、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个一级学科和艺术、教育等学科门类的多维研究视角与多种研究方法。项目成果还以数据库、手机软件和多媒体影像的形式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展示，复原影片先后在英国伦敦中国文化中心、天津夏季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地展播，今年秋间还远赴瑞士参展；以复原影片为主要素材的移动应用程序（APP）也已制作完成，可供苹果和安卓系统下载使用。

　　单一科研项目的持续时间和取得的成果毕竟有限，而“《仪礼》复原”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所能给予经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提升却引人深思。“《仪礼》复原”取得了多层次的学术辐射效应，也以《仪礼》一经为轴心，促进了跨学科对话平台的建立，加快经学从专题研究向综合研究的提升。既往不同领域的学者使用不同方法研究《仪礼》等经学原典，彼此之间的学科对话并不频繁，不同方法与原则之间良性互动较为缺乏。如果暂时降低自身研究的路径依赖，放下对经学主体性丧失的担忧，实践学科交叉融合与经学研究方法的自我革新，经学未始没有形成新范式的可能，从而对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或许由此可以冀望，下一步的经学研究得以复现前辈学者有关汉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日渐融合的判断：“汉学已加速度地扩散到一切专门学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每一部门中都包涵着越来越多的汉学研究，而且在中国科技史的广大领域中，自然科学的各部门也和汉学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伴随新文科建设的展开，经学研究有必要保持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与开放心态，唯其如此，才有助于实现经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体大用，才能够使原本极具天下观念的中国经学免于在全球文明互鉴的时代沦为区域性、僵化的人文传统。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