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光明日报记者 张玉玲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中国式大片，以8天50亿元票房成绩创造了“史上最强国庆档”，也给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治理带来新的思考。

　　成功没有偶然，三部中国式大片的成功绝非是靠运气，而是在这些年的票房“决战”中杀出了一条新路的主旋律电影，是遵从艺术规律、市场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必然，是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从艺术规律来看，三部中国式大片，讲的是中国故事，致敬的是中国英雄，弘扬的是中国精神，内容情感契合国庆期间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与社会情绪同频共振。虽然主题如此硬核，潜移默化中发挥了培根铸魂的功能，但在艺术创作上绝不能生硬，没有贴标签，也没有脸谱化，更拒绝假大空，而是回归人物内心，以小见大，从平凡人物、平民视角体现宏大主题，成为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文化产品投放市场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三部电影均制作精良，从故事情节到演员表演，从台词到音乐，都体现出匠心和品质，赢得了口碑传播。主旋律电影的宣传推广也借助了电影市场的成熟推广模式：逐城宣传推广的标配，未映先热的造势，多媒体配合的打法，一个都不能少。如此按照市场的要求做好营销，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影院，从而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文化产品是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是形成文化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必须遵循文化规律。是政府和市场合力，推动了中国式大片的探索。政府主导，举旗定向，营造好鉴赏和市场环境。市场上的各类公司“各显神通”，激发了民营文化公司的创作能力，积极组织专业团队、专业制作完成作品。博纳影业虽是民营企业，却凭借《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烈火英雄》和这次的《中国机长》等饱含热血和激情的作品，以满满的正能量引领了“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生产。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管理模式，调动起市场和社会力量，实现了从划桨到掌舵的治理角色转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丰富，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越来越多样，文化治理的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开展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

　　在文化治理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面对众多的市场主体、多样的产品，治理共识和底线是《电影促进法》，要做到“依法治理”。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舆论导向管理，完善文化要素市场建设和文化产品市场建设，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尤其是在2018年电影管理机构改革后，更强化了电影的内容导向，强调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并引导电影人把创作当成中心任务，不断创作出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温润心灵的精品力作。让文化能润物无声地有效化解社会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除了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中实现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也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现文化治理的水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力军。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文化理念、人员管理、制度设置、组织结构等方面已有了新变化，也开始整合社会资源，合理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比如国家艺术基金，就推进了我国艺术治理方式的“管”“办”分离，申报主体面向全社会，不分国有或民营，不分单位或个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申请基金资助，营造开放公平的环境，为国选才，撬动了文艺生态的变革，在文化投入模式改革中迈出重要步伐。

　　文化治理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制度层面调动的资源更多，治理的手段更丰富，治理的观念和理念更开放，评价的效果更公平和务实。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谁生产出优质的文化产品，谁就会得到市场的认同；不管是事业，还是产业，谁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谁就会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近年来，政府对文化自信的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社会效益优先的引导，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对创新文化的激发，都推动了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向发力，国有文化单位和民营文化企业携手推动，广泛汇集文化资源，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凝聚成培根铸魂的正能量。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