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乡村振兴系列访谈之二·智库答问】
本期嘉宾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贺雪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秦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 陈文胜
新时代人们对“乡愁”有新诉求
光明智库：近几年，以春节返乡为题材的“返乡体”兴起，每年都会出现一批“爆款文章”。例如2019年春节，一篇名为《山东“男孩”携妻回村过年记》的文章走红网络，当地的习俗成为热议话题。“返乡体”文章为何总能引发关注？
陈文胜 郭红松绘
陈文胜：广义的“返乡体”文章有两大类，一类是长期从事农村调查与研究的学者对乡村问题的分析，另一类是文学类、纪实类、新闻类的乡村观察。后者主要抓住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往往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容易形成热点并迅速传播。
这几年“返乡体”热度高，首先是因为乡村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带着乡村文化印记的文章很容易引发讨论。其次，新时代人们对“乡愁”有新诉求。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乡愁”成为城市人内心的突出渴望，逢年过节容易被集体引发。再次，互联网时代传播媒介众多、信息传递快捷、可参与性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返乡体”热。
树有根，水有源。乡情根植于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传统文化中，“返乡体”热反映了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呼唤。
贺雪峰 郭红松绘
贺雪峰：“返乡体”文章抓住了当下中国乡村巨变的现象和这个时代特有的乡愁。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中，有很多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既带着乡村生活的记忆，又有着对当下乡村的陌生感，于是生发出了一种特有的乡愁。过去的乡愁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自己在变，而乡村不变；今天的乡村发展日新月异，春节返乡的人很容易产生“物是人非”之感。这是“返乡体”爆红的社会基础。
一些“返乡文”对乡村发展视而不见
光明智库：能成为“爆款”的“返乡体”文章多偏于悲情。不少网友吐槽，为什么点赞家乡发展的文章得不到关注？在您看来，乡村振兴的成绩应该如何评价？
贺雪峰：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必然发生变化，包括物质层面的变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变化。在物质方面，现在的中国农民物质生活日益丰裕，而乡土文化的衰减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返乡体”文章往往聚焦后一方面，对前者关注不够。另外，正如一些网友反映的，每年返乡都会看到家乡面貌的可喜改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与国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有关。
未来，农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等将进一步改善，乡风文明和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实施乡村振兴并不是为了重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而是要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秦富 郭红松绘
秦富：事实上，也有很多“返乡体”文章是充满激情和亮色的，诸如展现村容村貌、讲述“新年俗”，正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的真实写照。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将规划实施成效纳入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绩效考评内容，考核结果作为有关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从一年多来的实践情况看，乡村振兴开局良好，振兴步伐全面加速。
陈文胜：有些“返乡文”对乡村发展的成就视而不见。它们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机械对照，把理想中的农村与中国当前的农村作简单对比，从而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最好的理想图景来要求乡村。
贵州余庆县都市第三地生态园内油菜花盛开。新华社发
的确，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问题逐渐浮现。但这些问题绝非乡村所独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现状中寻找答案。
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乡风的根本之策
光明智库：“返乡体”文章里，对农村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多有反映。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指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相关文件精神应该怎么落实？
贺雪峰：农村出现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风气，与乡土道德规范弱化有关。例如，天价彩礼是农民应对婚姻压力的手段，通过彩礼将婚姻压力转移到父代，容易造成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出现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问题。还有一些地区出现“人情风”，农民争相办酒席，传统的人情习俗变异为敛财工具和面子竞争手段。这些不良风俗让农民深受其苦。
1月21日，北京站，旅客在返乡列车上等待发车。秦然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要落实文件精神，除了政府倡导之外，关键还要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引导农民成立村庄理事会一类的社会组织，由农民自己制定村规民约，通过社会舆论制约不良风气，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陈文胜：伦理道德是引导社会风气、凝聚社会人心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治理的灵魂。因此，必须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乡村风气的根本之策，突出村规民约的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作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与评议活动，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以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推动自我教化，形成文明乡风。
对许多农民来说，婚丧节庆是头等大事，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和面子。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重在引导，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行政手段过度干预。当前，一些地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搞形式主义，不分对象硬性规定婚丧只能办多少桌酒，桌上只能摆几道菜，菜只能是哪几个品种等，很容易引起群众反感和排斥。移风易俗要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如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机构的自治劝导作用，乡风文明建设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
处理好城乡关系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光明智库：“返乡体”文章实际上折射出了城乡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城乡关系，齐心协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贺雪峰：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的是改善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乡村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关键要正确定位乡村。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结合中国现代化事业进程稳步推进，下好这盘大棋急不得。
秦富：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农业生产能力是基础。同时，市场与政府要协同发挥好作用。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差异、农民财产权利不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权益造成了影响，必须依靠“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推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
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近年来关于“三农”工作的文件中都强调，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与农民切身利益挂钩，才能有效激发农民的创造潜能。
完善支持保护制度是基础保障。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这对于发展基础薄弱、在小康社会建设中成为短板的农业农村，无疑是重要的支持和基础性保障。
加强党的领导是重中之重。乡村振兴实践一年多来，党的领导作用发挥越好的领域，进展和质量就越好；党的基层组织越健全、核心堡垒作用发挥越好的地方，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指标的具体落实就越好。
陈文胜：处理好城乡关系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平等权利，尊重乡村价值与自主发展。因此，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乡村必须建设得更有乡村味，拓展更多的乡村功能，决不能用城市的标准建设和评价乡村。城乡融合不是乡村和城市的合并，而是城乡功能互补发展。
我们要防范有些文章用城市标准来审视乡村，用田园牧歌的文学思维为农村问题开药方。如新农村建设中推动农民上楼，这事本身很好，但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住房，还需要农具杂屋和牲畜圈栏。
不做旁观者，而要积极参与建设好家园
光明智库：正确看待和反映新时代的“三农”风貌，除了加强“三农”本身的建设，社会各界也应该有一份职责担当。您对此有何建议？
贺雪峰：关注“三农”是好事，但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要回归理性。以“返乡体”文章爆红为例，说明很多人对乡村的认识中有不少想象的成分。今天的农民不应该总是被塑造成“苦”的形象，中国的农民绝大部分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另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很多人认为开发乡村的机会来了，一味鼓吹政策放开，尤其是土地政策放开。我认为不能简单对待。乡村不能变成城市过剩资本的盲目去处，乡村建设服务的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市民。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在实践中就不可能成功，也不会得到中央政策支持。
秦富：政府层面要正面引导、合理规范。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把“三农”工作提到新高度，提出新要求，意义非常重大。为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媒体应积极宣传、理性推介；企业要发挥更大的社会责任，吸纳农村劳动力，帮助农村发展；乡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和新乡贤要通过正面的具体实践，示范辐射、推广带动，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线带头人。
陈文胜：乡村不应该按照城里人的要求来发展，更不应该照搬国外模式。建设农民的乡村，核心应是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重塑城乡关系，使乡村的发展进程不再因服从工业和城市的需要而延缓，在城乡平等的原则下尊重乡村自主权，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在乡村振兴中，我们不要做旁观者，而要积极参与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如果我们不能为乡村修一条路，但一定可以为乡村的道路铺一块石头；如果我们不能为乡村建一片林，但一定可以为乡村栽一棵树。只要人人参与、人人付出，中国乡村一定会成为更加美好的家园。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正翔、王斯敏、李晓、马卉
实习生 王美莹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2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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