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司”里茶马互市的记忆

　　【守望家园】

　　作者：李贵平（《华西都市报》编辑）

　　每天上午9点，81岁的杨淑珍婆婆会准时打开“茶马司”褐色木门，静候来客。这座位于四川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318国道旁的茶马司遗址，是全国现存唯一的古代茶马交易官衙遗址，在周边高速公路和钢筋丛林的包围里，透出一股高贵而古朴的气息。

茶马司遗址  雅安市名山区文管所供图/光明图片

　　唯一的茶马司遗址

　　名山区茶马司遗址，是个冷清寂寥的四合院，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整个建筑坐北朝南，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全用大石头垒砌而成。大门口横卧着几根赭红色石柱，石柱上隐约可见“赤兔”二字，据说是当年的拴马石。院子中有一棵似已枯死的罗汉松，枝叶零落，已有七八百年树龄。

　　院口竖立的“茶马司”石碑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茶马交易的极盛之地。碑文写道：“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茶马司的职责，就是专管茶马贸易，以确保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满足藏区人民的饮茶需求。

蒙顶山下茶马古道遗迹  李贵平摄/光明图片

　　名山茶马司，因中原王朝跟北人长久征战的需求而产生：北宋熙宁年间，驻守甘肃的经略安抚使王韶，在临洮一带与西夏人和女真人作战，在一次次跟游牧兵士的厮杀争战中，宋军损失了不少马匹。王韶便向朝廷请旨，需要大量战马。朝廷思考再三，令王韶先在四川收集；为了方便军队大范围征集战马，朝廷在四川的名山、天全（碉门）、汉源（黎州）、雅安（雅州）四地设立了茶马司，专门负责茶叶收集和以茶易马的工作。

　　之所以在名山设立茶马司，有个巨大的绿色背景——它依托蒙顶山这个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盛产大量高质量的边茶。早在西汉时期，蒙顶山茶祖师吴理真开始在蒙顶山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到唐代，蒙顶山茶叶已赫赫有名，成为皇家贡茶。

　　北宋后期，朝廷为了能收集到更多的优良战马，还在陕、甘、川多处设置了“卖茶场”和“买马场”，铁心要把以茶换马进行到底。明清时，又在甘肃洮州、云南倚邦设立茶马司。在历朝历代设立的茶马司中，四川名山茶马司和甘肃秦州（今天水）茶马司，是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现在看到的名山茶马司，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茶马司遗址，非常珍贵。

　　繁盛时，一天接待两千人

　　眼前的茶马司遗址，只有两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待在这里。她们守护着遗址也让遗址陪伴着自己。院子里，那位叫杨淑珍的婆婆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茶马司门庭若市，常有各地商人包括藏商赶赴名山，寻求茶马交易，排列的队伍延伸到数里之外。而名山一带的茶马古道，就是以此为起点逶迤向西，途经一个个至今仍在为藏区生产砖茶的茶厂，翻越高高的二郎山，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再经情歌故乡康定，进入西藏拉萨，抑或再前行至印度、尼泊尔……

这家茶号当年在名山一带赫赫有名  李贵平摄/光明图片

　　杨婆婆说，她听老辈子讲，清朝中期茶马交易一度废止，名山这座赫赫有名的茶马司也被改造成一座寺庙，称为“长马寺”，供奉几尊菩萨像，冷清无比。2004年，当地政府将之恢复为“茶马司”。

　　我在茶马司陈列厅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这里，俨然是一个中国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博物馆，收集了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的全部历史信息。在这里我了解到，以茶换马（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名山区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接合部，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源头。宋朝在这里设茶马司后，宋神宗在元丰初年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称“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立为永法”。如此，奠定了名山茶马司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这种古道客栈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都还在使用  李贵平摄/光明图片

　　1995年版《名山县志》记载，名山茶马司运营的茶马互市，在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有时接待藏羌茶马贸易商队的人数一日竟达2000余人，极为壮观。

　　严苛的茶马交易法律

　　无论哪个朝代，皇家对茶马交易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无论民间还是官衙，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比如，北宋朝庭设立了严苛的“茶马法”，规定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进行以茶易马的交易，不准私贩，更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贩卖；甚至规定不准将茶籽、茶苗运到边境。凡私贩者予以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官员失察者也要一同治罪。

　　最严厉的还是明代，《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犯私茶，赐死罪。”皇婿欧阳伦因违禁走私茶叶，为兰州一小吏告发后，被朱元璋赐死。驸马一死，贩私茶者惶惶不可终日，民间走私之风也减了许多。清初沿用明律，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管理虽有放松，也只允许出界人带茶不多于十斤，如驴驮车载，仍按私茶治罪。

　　1995年版《名山县志》还带着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令人心动的温馨场景：曾几何时，在新店镇乃至整个名山县的大街小巷，经营茶叶的店铺形成这里的一道风景，名山茶现实地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中。在一些普通人家中，农村厅堂、宾馆大堂中常挂的匾额已经不再流行墨书，而是“茶书”——用茶叶压成“芬芳的文字”，制成匾额、对联、挂画悬在客厅。老人在院落里，坐在茶树下，品着名山茶，下着象棋——连棋子也是茶叶所制；逢喜庆、婚姻、生子等重要事件，一些人还会到茶庄订购一桶好茶，仿照葡萄酒存放方式，将名山茶在木桶里封存数年后赠予自己珍爱的人。

　　眼前，曾经商贾繁荣、骡马如织、熙来攘往的茶马司遗址，虽然早已繁华不再，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建筑构件，遗留下的院子和建筑，却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藏马换边茶的悠长故事。

　　离开名山茶马司遗址时，已是傍晚，一抹橘黄色的夕照映在黑楬色大门上方，那三个用汉藏两种语言书写的“茶马司”三个烫金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神圣，似乎是在向每一个参观者彰显自己曾经的身份。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