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乎”与“泛乎”

　　【覃思】    

　　作者：陈世旭   

　　长沙望城乔口镇至今保存着古老的三贤祠，纪念曾来此寻访的屈原、贾谊和在这里写下到长沙的第一首诗《入乔口》的杜甫。不久前我有机会到长沙，次日就直奔乔口三贤祠。在瞻仰屈原、杜甫的同时，对贾谊给予特别的致意。

　　一个人对前人的仰慕，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有时候只是被他的一两句话所打动，以至影响了一生的行止。

　　我对贾谊的仰慕便是如此。

　　贾谊18岁即有才名，20岁出头被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太中大夫，23岁遭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33岁郁郁而终。其作名篇颇多，《鵩鸟赋》是他最为著名的辞赋之一。这似乎是一篇感伤的文字，但其中的两句话让我过目不忘：

　　“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淡泊宁静如同深渊，神思灵动毫无羁绊。涵养澄明之怀不被世俗牵累，这样的境界令人仰之弥高！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如此深刻，与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有关。

　　曾经接到一位作家同行的电话，一个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诚请他去落户，免费提供市中心的大房子，工资之外另给高补贴，想听听我的意见。朋友所在的省份属于老区，又身处基层，有这么个机会全家连窝端去一个国际大都市，待遇那么诱人，我自然是连声祝贺。但说心里话，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朋友的名作即是他潜心写的北方乡土小说，一旦挪窝会如何？或许依凭已有的积累继续写乡土小说，或许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写都市小说，或许啥也不写安心当大城市名人，最多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人家还能把你一大家子赶回去？

　　仅仅祝贺，显然对朋友不够真诚，作为一个被信任的同行，我的确应该操心这选择对他的写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然，挪了窝是不是就一定写不出大作，不挪窝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大作，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可以确认的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不愿离开他那个“邮票大”的乡镇，偶有一次人家把他请到好莱坞改写电影剧本，他待了没几天竟悄悄溜回了老家。正是这位阿乡哥后来获得了令无数作家垂涎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让他出国领奖，他一百个不情愿，说是“那地方太远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我走不开”，后来为了“十七岁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世面”，才不得不出了远门，却差点弄丢了瑞典国王颁发的金质奖章。

　　我所在的省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鉴于省中文坛人才匮乏，很着急，责成有关部门倾力引进西北的几位名家。惜无果而终。江南好，那是江南人的自我感觉，西北人未必就不觉得西北好。有一年中国作协组团访问台湾，我有幸与陕西作家陈忠实同行，他说全世界他最喜欢的地方只有陕西，别处的风光再好他也就看看而已；他喝的酒和抽的烟都是不惜负重随身带着的陕西产品，别地的产品说得再天花乱坠他也没兴趣。我的脑子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难怪他写出了《白鹿原》！

　　民间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我朋友这样的作家，水土会不会是个问题呢？

　　其实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当年的鲁迅、茅盾、巴金老家都是小地方，后来都在大地方成了大师——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么是文化大师，要么是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俗物，在哪儿大概都没多大关系，大师永远会是大师，俗物终归还是俗物。再看我那位朋友，论才情和成就显然非庸常之辈，而其渐成气象的为乡土题材写作，宜不宜迁徙，怕还真得翻翻老皇历，掂量掂量。

　　临了想起一个故事。苏东坡作了一首诗偈，偈云“八风吹不动”，叫书童从江北送给江南的佛印。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让书童携回。苏东坡火了，立即过江责问佛印。佛印大笑：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了江？所谓“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一般人逢此八风，大多不能自已，但非凡的人则处之泰然，如风过疏竹而竹不留声。

　　这叫定力。

　　自古大凡成就大事的人总有比常人更强的定力。

　　这让我不由得想到，所谓“定力”，应该就是贾谊描述的“深渊之静”吧。而这种外在的静，恰是其内在的“不系之舟”的灵动的对照——根基深扎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厚土地，精神关注着渺远的历史、纷繁的现实和广阔的未来，飞扬的思想正如陆机《文赋》所指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全部身心抱元守一，对表现对象保持极度的审美关注，最充分地激活内在的创造力；神思之翼，上下纵横，跨越时空，无所不至。这正是出大作品好作品的先决条件。

　　在我看来，“深渊之静”与“不系之舟”乃是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的生动写照，也是一种应有的姿态、必要的修为。我自己做不到，但我相信我那位朋友一定能做到。

　　他命我写字相赠，我便毫不犹豫地挥毫写下了贾谊的这句话。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