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遗痕】
作者：郑培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集古学社社长）
很早之前就听过朱国梁（1903-1961）的名字，跟昆曲《十五贯》有关，跟1956年昆曲进京演出造成轰动效应有关。
1956年４月，浙江昆苏剧团（原国风昆苏剧团）整理了传统昆曲《双熊梦》，排出新编剧目《十五贯》，由班主朱国梁、昆曲艺人周传瑛、王传淞率领，首次进京演出。从4月初到5月底，共演出47场，观众达７万余人，在中宣部与文化部的大力推动下，北京城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毛泽东主席两次观看该剧，周总理更是称赞该剧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在5月18日还专门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话题，发表专题社论，让昆曲“咸鱼翻身”，打开了昆曲作为经典表演艺术的全新局面。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出的第一项就是中国的昆曲。回顾这一段历史，朱国梁先生是有功的。
昆曲《十五贯》剧照（资料图片）
朱国梁先生到底有多么大的功呢？过去讲“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都讲得模模糊糊，语焉不详，大概是浙江省本来就有个昆苏剧团（后来改名为“浙江省昆剧团”），由于省领导的高瞻远瞩，推荐晋京，才救了昆曲一命，创造了复兴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从官方的角度来看，朱国梁作为剧团的班主，当然与有荣焉。
且慢，别忘了朱国梁是“班主”，不是“团长”，不是在政府造册登记的正式法人。那么，当时的团长是谁呢？是年方十五岁的朱世藕，朱国梁的小女儿。原来，朱国梁与张氏三姐妹——张艳云、张凤云、张凤霞（张娴）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含辛茹苦，经历了抗战与内战期间凄风苦雨的岁月，在江南各水路码头，饥一顿饱一顿，支撑着一命垂危、不绝如缕的昆剧演出传统。为了维系昆曲演出命脉，他把张凤云许配给王传淞、张凤霞许配给周传瑛、张艳云许配给龚祥甫，成了同甘苦共患难的连襟。从抗战爆发到1955年，中华文化最优美最精致的传统表演艺术，其生死存亡，就系在这一家全国唯一的兼演苏剧与昆剧的戏班身上。朱国梁有多大的功劳？他一个人（还有全家的追随）担负起了昆曲传承的命脉、昆曲的继绝兴亡，是近代昆曲复兴最关键的人物。
关于《十五贯》进京的缘起，朱世藕在《关于昆剧复兴的真实故事》中仔细说出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一九五五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养病，从报纸的角落里发现有个戏院在演昆曲《牡丹亭》，第二天的剧目竟是《长生殿》，丁玲十分惊讶，对牧之说，汤显祖、洪升都是代表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现在竟然还活在舞台上，而且昆曲已绝迹多年了，今天竟然还能看到，太难能可贵了。于是，两人就兴冲冲直奔那小剧场……精湛的演技使他们倾倒，于是他们立刻找到文化口，打听当局对该团采取怎样的态度，回答是，对于私营剧团的政策，一般都由它自生自灭，国风也不例外。两人立刻紧张起来。这可怎么办，昆曲要马上抢救，两人一商量，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能起作用，那就是马上让剧团上北京去演出，在中央所在地一曝光，自然就会得到正确的评价，就能有生存下去的希望。主意一定，两人就分了工，丁玲休养期已满，即将回京，她的任务是在北京造舆论作宣传，告诉北京文艺界有个昆剧团（应是苏剧团）活在杭州；袁牧之做具体工作，第一步先找田汉……田汉同意写信，老袁为他“磨墨覆纸”，共同切磋词句，信写好，袁牧之拿着信找浙江省长沙文汉去了。找省长很顺利，一层层往下落实，最后落实到省文化局，牧之和王（黄）源局长等谈话……这次进京重点放在大戏上，集中精力好好发掘一出大戏……据说是王（黄）源同志发现了《十五贯》，那确是一出好戏。
这里牵涉的关键人物，丁玲是大家熟悉的，因为研究文学史及新文学运动的学者，依然津津乐道她一生的起伏跌宕。袁牧之则似乎被许多人忘记了，连探讨电影艺术的人都不太在意他导演的《马路天使》，更鲜有研究他在编导实践上对中国电影理论的贡献。或许是因为他后来担任电影局局长，脱离了电影艺术的创作，又不太情愿执行当时僵硬的电影政策，以病退为由淡出电影圈——历史记忆时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扭曲与遗忘，就像人们遗忘了朱国梁一样。在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袁牧之与丁玲是文艺界的大腕，在影剧领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有趣的是，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滋养的先锋型革命艺术家，却对传统演艺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昆曲的存亡关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于是成了拯救昆曲于万劫不复厄运的真正推手。
朱世藕的记载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她是大导演袁牧之的第二任妻子。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15日 15版）
2024.1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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