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黎汝清

　　【故人情】

　　作者：何镇邦

　　最近家里清理旧物，又看到了博物柜里的那尊普希金铜像。它精致小巧，由青铜铸成，是二十多年前我的好友黎汝清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时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擦拭着这尊铜像，我又一次忆起了黎汝清。

　　在当代文学史上，黎汝清是一位不应被埋没的作家；他穷十数年创作出的军史上的“三大悲剧”——《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无疑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就常在上海的报刊上读到他的短诗和散文，据说他当时在驻沪的一家部队医院当副政委，是一个醉心文学的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直到1962年调到南京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才成为一位专业作家。而不久之后写出的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以及据之改编的电影《海霞》，也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实力。

　　我与黎汝清见面迟至1985年元旦前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7日至1985年1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就在那次大会上，我同黎汝清相见相识。著有《柳堡的故事》《秋雪湖之恋》等名作的部队著名作家胡石言既是黎汝清的领导（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又是我的朋友。在作协四大上，胡石言找到我，把黎汝清拟就的一份关于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写作提纲交给我，准备找个时间一起切磋切磋。此提纲长达二十余万字，我认真阅读了。于是，在1985年元旦的晚上，我与黎汝清、胡石言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就《皖南事变》的创作展开了热烈而自由的漫谈。经此一谈，才得知黎汝清为创作此作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不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甚至是尚未解密的档案，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多方面的采访——他既有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条件，也具备由历史研究进入文学创作的自由。经此一聊，也真正认识了黎汝清：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人，谈到他倾注了全部热情和智慧的话题时，却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令人刮目相看！

　　大概过了大半年，也就是1985年秋日，黎汝清写出了《皖南事变》的初稿，交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领导让刚调来的项小米当责编，于是，审读初稿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我的手上。小米把《皖南事变》的初稿送到我家，我一看，吃了一惊：每页二百多字的小稿纸反面用钢笔小楷书写，共两千多页，长达八十余万言，摞起来岂止盈尺！我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审读，会同项小米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的意见，向黎汝清提出比较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并建议把篇幅压缩到六十万字以下。黎汝清据此很快改出了一稿，是为小说的定稿，时当在1986年的春日。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没听到小说出版的消息。直到当年年底，我在厦门参加全国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见到黎汝清，才得知作品不能如期出版的原委。原来，《皖南事变》属重大题材，必须送审，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能出版。作品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矛盾，又揭示了一些原来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故迟迟批不下来。黎汝清对此有点沉不住气，在会上找到另一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把《皖南事变》交由他们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对此书当然很有兴趣，遂加紧审批工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有了竞争对手，也抓紧了出版进程。于是，到了1987年上半年，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皖南事变》，因此，就有了版权纠纷和参评各种文学奖项的负面影响。然而，以我对此作的深度了解（从参与提纲讨论到审读初稿再到关注出版过程和参与研讨），可以负责任地说，《皖南事变》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重大的突破，具有革命史诗的品格。1987年秋日，在此书面世不久时，我撰写长文《从历史的悲剧到壮美的史诗》，对其作为革命史诗和人生启示录的审美品格进行评析，至今我仍坚持文中的见解。

　　此前我同黎汝清的交往，只是评论者与作者的关系，对他的了解不深不多，直到1986年6月，我到上海参加母校复旦大学校庆和学术研讨活动后返京途中经停南京，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黎汝清提出要正式宴请我，并到他家里做客，于是，我同他之间有了创作之外的话题。从交谈中得知，他于1928年11月出生于山东博兴，1945年参加革命，一直在部队做宣传文化工作。到他家一看，相当宽敞，但又简洁。他是一位部队专业作家，可在家自由支配时间，进行写作。他说他在家写作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早上八时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中间休息一会儿，中午十二时下班，吃午饭、午休，下午二时又坐到书桌前接着写，直到六时下班。貌似有点刻板的作息却可看出他的慎独与自律。同时，他又是一位内敛、低调的人，他既无什么嗜好又不好交游，更不善于推销自己，是一个只知低头拉车的人。当然，他的性格中也有倔强的一面，这从《皖南事变》一书的创作、出版过程便可看出。也唯其如此，他才成为一位佳作迭出的多产作家，“三大悲剧”之前，他已有《万山红遍》等七部长篇小说问世，可谓多产矣！在他家，他还同我谈起“三大悲剧”其他两部《湘江之战》与《碧血黄沙》的创作计划。果然，过了几年，两部大作先后面世。《湘江之战》写的是红军长征第一战的惨烈与悲壮，《碧血黄沙》写的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征战况，也都是气壮山河催人泪下之大作。

　　黎汝清一直未能忘却同我的友谊，博物柜里的那尊普希金铜像，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俄罗斯普希金故居参观时为我选购的，因为他知道我年轻时也沉迷于普希金的诗。现在，普希金的铜像依然在我的柜子里泛着柔和的光泽，可赠送铜像的黎汝清却于三年前的春天离我们而去了。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