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导演）
2017年年底上映的纪录电影《北平以北》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往事，讴歌了一群爱国青年的理想、英勇与牺牲。
《北平以北》剧照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后，以白乙化为主的数百名大学生和撤到关内的东北义勇军一起，先后在绥远农垦区和冀东平原发动抗日暴动，组成抗日先锋队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随后，队伍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在北京北部以延庆沟为中心的区域开辟敌后游击战场。在艰苦的敌后斗争过程中，白乙化等大学生出身的高级指挥官先后阵亡，最初的1300余名青年战士只有30多人活到抗战胜利的日子，1000多名烈士牺牲时平均只有22.5岁。
在近年来延庆等地对革命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工作的成功基础上，《北平以北》可贵地展现出一幅敌后武装斗争的全貌。这里不仅有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的常规战斗故事，还详细讲述了农村的党员发展和支部建设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实际支持，展示了基层抗日联合政府的建设和时刻面临的威胁，以及联庄会、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部纪录电影用真实细腻的历史告诉我们，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是长期和残酷的，远不像当下有些虚构影视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浪漫传奇，展现了一种严肃的历史态度。
作为一部院线纪录片，《北平以北》在视听风格和历史题材的呈现方面还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归根结底，在任何时代、以任何媒介方式所回到的历史，都是媒介化的历史；或者说，是对历史的讲述，而非历史本身。因此，对历史的叙述必然会受到当下时代和语境的深刻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非是负面的，更多时候是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机遇，让我们有可能带着新的时代性的问题回到历史中，为当下寻找答案，从而对特定的人和事情产生出更加多元的理解，让僵硬的历史重新鲜活起来。
在距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重新讲述日常经验之外的抗战故事，需要仔细选择叙述的起点和动力。解说词和画外音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能促进在家庭观看语境中的有效传达，但其在影院纪录片中的必要性就不那么突出。对于历史题材的表达，这种画外音带来的全知视角还会暗示出一种史观上的目的论，阻碍观众代入特定的历史情境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对于电影观众而言，具有行动性的个体叙事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案，他可以是寻访家族前辈的年轻人，也可以是一直期待解决特定疑惑的历史爱好者，甚至可以像纪录片《世界大战：普通人的故事》一样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还原历史当事者的视角。
另一个可以继续探索的创作领域是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史料的创造性发掘、使用和阐释。历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往往会为影视作品重述历史提供直接支撑。近年来，抗战史的研究尤其成果丰硕，在史料的挖掘整理方面，来自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军方甚至满铁等机构的档案，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认知。而由于史料是最核心的能够沟通历史和当下的物质实体，它在影视作品中能够成为独特的蕴含和缠绕着个体记忆和时代价值的创作宝藏。《贝多芬的头发》《公寓》等众多优秀的历史纪录片，都聚焦于特定的一批史料，在重新进入历史的同时也发挥出这些物质实体更加重要的视听和叙事功能，甚至构成核心的叙事线索。通过对于史料的创造性阐释，历史成为了当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完成了史料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大银幕的纪实影像，《北平以北》让遍布在崇山峻岭中的一处处纪念碑和历史遗迹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给我们一段细节丰富和充满情怀的革命往事。当下，随着我国影视产业的改革和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提升，纪录电影逐渐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为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传承提供了有效渠道，这部开创性的作品无疑指明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方向。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1日 16版）
2024.11.5-11.10
中国·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