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弘（河南文学院院长）
《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是李佩甫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合称“平原三部曲”。其中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通常被认为是“平原三部曲”的压卷之作。但在此之后，李佩甫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平原客》。看名字就知道，《平原客》（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显然是“平原”系列作品的继续，把《平原客》和前面三部作品作为一个连续的系列来阅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佩甫创作的内在追求和精神走向。
李佩甫经常说他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他致力于表达在中原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人的成长。可以说，挖掘中原文化土壤与人物性格、精神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李佩甫小说的基本主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题在李佩甫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得以显现，但真正形成自觉的意识，则始自《羊的门》。《羊的门》塑造的呼天成这个形象，是一个村支书，读者基本上可以把这部作品作为反映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作品来读。实际上，那时李佩甫已经明确指出，他着力表达的是生活在中原乡村人物的精神生态。《城的灯》着力表现的是从中原乡村走出去的冯家昌的精神成长历程。那个时代，当兵几乎是农民走出土地的唯一选择，冯家昌就是通过当兵离开农村的。《生命册》描写的同样是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这批人的精神生态，不过这时读书考学是农民离开农村的最主要方式，吴志鹏、骆驼就是这样“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李佩甫早期的小说，描写的主要是生活在平原乡村的底层人物。其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复线叙事”，通常用两条平行的线索并列展开故事，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李佩甫的小说通常不只把笔墨过多地集中在一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而是会描摹众多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形象，从而在整体上更完整地表现中国社会基本的精神生态。比如《生命册》中的虫嫂、梁五方等，都是这样生动精彩的小人物。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李佩甫从底层人物写起，视野不断拓展，从普通的农民，当兵、上学离乡的基层公职人员，到企业家、专家，至《平原客》，李佩甫把笔触伸向了从乡村走出来的高级官员。
对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李佩甫有套“挖井”理论。他认为，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简单来说，就是作家应该更多地书写身边熟悉的生活，由此不断向深处开掘，才能创作出思想深刻的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更多地描写他幼年时在姥姥家生活和年轻时下乡所熟悉的平原农村的生活，塑造的多是底层人物。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李佩甫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不断向中低层官员、城市白领、企业精英、知识分子拓展，终至《平原客》开始描写中高级官员。李佩甫有句口头禅：“过程不可超越。”把李佩甫的写作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看出，他是从平原乡村底层生活开始，一步步向上拓展，终于塑造出了平原人物的系列群像。李佩甫所描写的主要是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物，这也正如其本人，他们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经历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可以说，李佩甫描写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是新中国六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深刻反映了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与大众心理。李佩甫的创作是随着时代一起前进的。对于这一系列人物的塑造，李佩甫显然有着自觉的意识，他由此完成对新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全时、全方位的表现，对时代经验进行了有力的表达。李佩甫塑造的平原人物群像，不仅是属于中原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李佩甫由此完成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表现，有着可观的生活宽度，同时又有着难得的思想深度，是对时代经验良好的记录和表达。
在记录时代经验的同时，李佩甫更加重视的是对“平原客”其实也就是国人精神嬗变的探究。他要以文学作品为沙盘，推演在中国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人能够生长成什么样子。如果说以前的作品更多探究底层人物生长的话，《平原客》则更多地探究在这块土地上“精英”的生长，其中包括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亿万富翁、破案高手等，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与毁灭，本质上都与其生存的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文化土壤固然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同样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却又有着不同的命运。李佩甫在探索文化土壤与人的精神成长关系的同时，又对人物的命运有着深度的关切，他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人物命运的变迁。《平原客》着重探讨了不同的人际关系，比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乡关系等，试图从家庭、社会等不同层面的不同矛盾出发，来揭示影响人物命运的不同因素。对李德林来说，他命运的变迁与其婚姻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罗秋旖的婚姻跟他的老师推荐他当农科大副校长从而使其走上仕途有着内在的关系，而与徐二彩即徐亚男的婚姻则成为他走向毁灭最重要的原因。李德林的离婚和再婚，跟他农村成长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与他的毁灭有着必然的联系吗？如果没有刘金鼎的推波助澜，事情也许不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平原客》描写了李德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众多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冲突。李佩甫对这些复杂关系的设置和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只为作品故事的展开奠定了引人入胜的基础，更是要以此来探究文化土壤、人物性格、人际环境等因素之间复杂的关联，揭示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人物命运必然和偶然的微妙关系。
通读李佩甫“平原”系列小说，可以发现，他对时代经验的记录和表达是与时代共同前进的。《平原客》还写到了赫连东山与儿子的矛盾冲突。这是李佩甫在揭示“平原客”精神生态的同时，对生长于城市的“平原二代”的全新书写，他在努力认识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新一代的精神生态，表现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两代人观念冲突和行为冲撞的现实。作品也因此对时代经验的记录更加全面、立体。
《平原客》的故事原型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事实上，对李佩甫非常熟悉的读者会发现，他的作品绝大多数人物和事件都有相对应的原型。这些发生在不同环境、不同人物身上的故事，在李佩甫笔下被重组起来的时候，立刻显示出不同的意义，成为记录和揭示时代经验的典型。多年来，李佩甫一直坚持深入生活，并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文学化的表达。单就“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而言，李佩甫通过对“平原”的持续书写，全方位、全程记录了时代经验，塑造了“平原”系列人物群像，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堪称典型的形象，这是李佩甫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12版）
2024.11.5-11.10
中国·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