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小康社会的精神基石

　　举凡社会，都是对“人”而言的，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社会性，也才能建成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其鲜明标志和主要指标就是：经济与文化相因相生、高度发达，物质与精神互济互励、充分融合。而此间的一个鲜明标识与突出特点，便是智慧与道德的全程对接、富裕与文明的高度契合、愿景与理想的充分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准性和标志性内涵，永远都应当是和必须是富裕、文明、和谐、幸福。只有这些因素和条件完全生成和充分具备，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小康社会。否则，如若只有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而没有文明相伴并为之托底，那就绝对不会有和谐与幸福可言。

　　古人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说的是一旦没有道德约束和精神依托，人的欲望就会恶性膨胀和肆意泛滥，并必将造成祸害与灾难。于此情况下，小康社会又怎么能真正“康”起来呢？有一次，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约定每人作诗两句，内容须触犯刑律，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时，他却慢条斯理地吟道：“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不解，齐声诘疑，惊呼道：这哪里有什么犯罪内容呢？但欧阳修却反诘道：“人都到了这种程度，还能不干犯罪的事么？”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文化素质和道德底线，只有单纯的物质富裕，必然会引发奢靡生活，而奢侈生活又必然会导致作奸犯科。所以，小康社会必然也必须是经济与文化并举、富裕与文明同在、物质与精神共存。只有这样，才是人民的大幸，才是国家的鸿运。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只要坚守经济与文化共济同存、物质与精神相益互励，就会赢得小康社会的快速到来，并使其得以不断优化与提升。一如河南兰考县，风沙、盐碱和内涝使这个地处黄泛区的中原小县长期停滞在贫困状态，但自焦裕禄起，一连15任县委书记都坚持走经济与文化并重，以精神引领经济、驱动发展的改革之路，终于在2016年宣告全县脱贫，开始进入小康社会，创造性地以文化之燧点燃精神之火，大踏步地从精神高地跨出了“经济洼地”。又如山西运城，作为关公故里和舜帝之梓，当地围绕忠信、孝悌这一核心理念，连续多年举办以“德政千秋、孝行天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广泛设置德孝大讲堂、德孝文化墙、德孝文化苑，长期活跃着农家书屋、文艺宣传队、志愿服务队等，通过充分发掘根植于当地老百姓内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并将之同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不仅富了农民的口袋，也富了农民的脑袋，收到多重效益，产生良好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在现代条件下，文化的形态、业态、价值、意义，都正在发生巨变、全面发展、迅猛提升。文化不仅在精神高地上灼灼绽放，而且更深深地厚植到了经济领域，以致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文化本身就既是精神，又是经济，或以精神与经济的混合体而兀然崛起、灿然出现，形成以产业为“体”、产品为“桥”、文化为“魂”的新文化产业体系，在满足人物质需求的过程中，更使人得到情操陶冶与精神享受。而这，便是以“文化+科技”“文化+创意”和“互联网+文创”为基本模式和主要特征的大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其主要通过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创意、文化与平台的融合创新，而将文化DNA深植于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并使之不断催生出新创意、新业态、新产业，从而全面实现“发展空间重塑”，力促其产品同时具有物质层面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和复合意义，以臻形成全方位展示“优”“绿”“新”的经济趋势与文化业态。

　　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化的价值必将越来越凸显，文化的作用必定越来越重要，文化的意义必然越来越宏大。

　　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

　　作者：巫志南（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所谓文化小康，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角度看，是指作为全面小康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进程相同步，与全面小康社会对文化发展的水平、质量和要求相适应，与全面小康社会各领域各要素相协调，以及与在全面小康社会中应有积极作用相匹配的文化发展形态。文化小康的主要目标，大致可从文化的理念、价值、生产、服务、传承、产业、改革创新以及国际发展等多角度、多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从理念角度看，文化领域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文化小康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从价值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全体人民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政界风清气正、舆论引导有力、社会凝成共识、民众向上向善，社会形成丰富而健康的一体化、多层次信仰体系。从文化生产看，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呈现出繁荣景象，文艺精品硕果累累，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创新创造创作的热情和活力得以涌现。从“硬件”条件看，各级各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准大幅度提高，体系完善、网络健全、技术先进、服务高效，特别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享受文化成果的差距明显缩小，基本形成均衡发展格局。从保护传承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传承进入最佳时期，珍视历史遗存、爱惜名胜古迹、保护人文风貌、敬畏忠良圣贤、研读古籍经典、传习非遗技艺成为全社会自觉意识。从产业发展看，文化市场产品丰富、消费旺盛、运营有序，文化产业布局科学、结构合理，重点产业领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在国际上占有的市场份额明显提升。从改革创新看，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一步深入推进并取得新的进展，有利于文化长期持续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定型，全社会依法参与文化建设的运行环境宽松而有序。从国际发展看，对外文化交流互鉴上升到新的台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开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主张、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在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影响力。

　　在当下，文化小康面临扩大总量、丰富品种、优化结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事业领域还存在“短板”现象，文化小康还面临强基础、补短板、促均衡的突出矛盾。

　　首先，要抓紧补好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重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依据，扩大转移支付，加快提升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要持续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文化需求传导机制，鼓励和吸引全社会参与文化创造和文化供给。变群众被动接受到人民自主选择，让百姓除了能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演出，还能懂艺术、学非遗、练绝活、组团队、搞演出、开春晚、创品牌。改变各自为政、孤岛、零散格局，形成设施互联、资源共享、服务联动、城乡一体文化网络体系。积极运用现代先进科技，改变小众化、近距离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释放文化发展潜力和服务效能。

　　其次，要扎实推进全社会信仰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凝聚思想共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多元”中加强“主导”，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此前提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社会道德、传统美德、公序良俗纳入信仰体系，在“主导”中扩大“包容”，形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信仰体系。

　　再次，要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意义重大。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复杂多变、城乡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中，更要注重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海神针”的核心功能，构筑好全体人民的精神家园。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繁荣文化艺术创作生产，优化文化产品结构和供给方式，完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共阅读、艺术活动、群众文化、博览展示、科技普及、体育健身等文化设施体系，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全民艺术普及、全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全民健身、全民普法、全民科普，培育人们向上向善、崇尚知识、爱好艺术，自主自觉地追求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此外，还要建立技术先进、制度完善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一手抓现代数字网络技术日新月异条件下文化传播体系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始终保持我国文化传播内容、渠道、平台、运营、管理等能力和技术的先进性；一手抓文化传播体系公信力、引导力和社会责任感建设，为文化小康及全面小康大局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者：于平（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精神家园”是精神的栖息地，也是精神的养生堂，还是精神的孵化器。当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时，当我们“酒酣胸胆尚开张”之时，当我们“敢为丹心借一枝”之时，当我们“白浪如山寄豪壮”之时，我们意气风华的精神何曾眷顾过“家园”！一旦我们回望家园的温馨、惬意与和美，我们其实是想为彷徨的精神注入定力，为黏滞的精神注入活力，为疲软的精神注入锐力。文化小康建设中精神家园的营造即是重新梳理精神的取向。“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上海价值取向，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十大观念”……诸多城市精神其实是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一种外在表现。

　　在精神家园的营造过程中，尤其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同价值差异共存、精神需求千姿百态的广阔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的国度，更需要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人民群众的精神有归宿感和自豪感，有自信心和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小康建设就必须关注“集体人格”的建构，关注“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处于一个“文化”无处不在、无处不说且无处不火的时代！实际上，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小康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导文化攀升性的自觉。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建构，文化人格层次攀升的梯级分别是文化素质、文化水平、文化涵养和文化境界。

　　在上述层次梯级中，文化素质是对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实际上与“文化”无关的争执，但争执的双方互不相让地指责对方“素质差、没文化”。我们通常会认为，“文化素质”的问题只会发生在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公众之中；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公众人物的“文化素质”却每每成为吸引公众眼球并困扰公众心智的话题。“文化素质”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化建设中“公共文化优先发展”有了实质性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大大小小的“文化人”也有“文化素质”需要补课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的人格评价中，我们也常能听到说某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一种人格评价，已无关“有无文化”而是关于“文化高低”的问题了。在“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把“文化涵养”作为人格攀升的更高层次，是因为这一层次更强调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情操的陶冶、人生的历练。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最后，当然是向“文化境界”的人格攀升。古人论诗谓“有境界自成高格”，原因在于“诗境”乃是人生之境、人格之境的投射。如同我们说某人“有涵养”一样，说某人“有境界”也是对其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冯友兰先生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在最高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所能尽性”。这也使我们想到北宋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构成，发挥文化的作用首先意味着传播社会正能量。就内容而言，主要应通过表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其次，发挥文化的作用还意味着提高国家软实力。国家软实力，首要的和主要的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公信力和感召力。在这方面发挥文化的作用，一是要从社会风气抓起；二是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三是要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四是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最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发挥文化作用的重中之重。这方面一是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要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去生动具体表现，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四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增强人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小康”建设重在改善精神生活、增强精神力量、搞好精神文明。这也是文化以文化人的根本所在——不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引导人格的不断攀升。

　　小康社会与君子人格

　　作者：钱念孙（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处“小康”为安逸、安康之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构思理想社会形态时，把“小康”看作仅次于“大同”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礼记·礼运》一方面极力称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的小康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特别提出建立小康社会要“礼义以为纪”，这表明在儒家传统话语里，“小康”既是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有礼义规范和文明演进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起点上，强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提档加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从激活数千年的社会理想，到激扬数十年的执着追求，中华民族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鼓点，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不断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美好的前景。“文化小康”的理念，正是在这种“小康”意蕴的不断丰盈中孕育而生。

　　“文化小康”作为一个新词汇，它出现的本身反映出人们对“全面小康”的深刻认识和系统理解，也来自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一贯注重思想文化建设，推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挺进的过程中，我们党一直把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紧抓不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围绕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再到《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一系列重要文件从不同方位绘就了文化小康的蓝图。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不论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是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不论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还是多渠道拓展和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论是提高文化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还是推选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先进典型，激发人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道德情怀——所有这些努力，最基本或者说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简单说，就是教人怎样做人！

　　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摸索、甄选、陶冶、检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异常珍贵的遗产，这就是做人做君子。《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简要概括。君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彰显着我们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集体人格）。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乐于遵从和奉行的人生选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近君子远小人”“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这些至今活跃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影响和调节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小康社会、君子人格——这两个历久而弥新的概念，可以说是打通历史与现实、涵盖古往今来，让传统与当代互联互通的桥梁和纽带，是让中华民族传统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传输导线和融合平台。在文化小康建设的进程中，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塑造君子人格，不仅可以成为国民提升境界、怡养情怀的有力抓手，也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爬坡冲刺增添不竭动力。